德国法中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以德国专利法第139条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7条为中心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17ZDA138）“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知识产权公共领域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胡晶晶（1985-），女，云南芒市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

作者相关论著：

〔摘要〕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举证难”被认为是专利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专利法第65条第一款所提供的三种计算方式（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合理许可费）的适用率远低于法定赔偿，直接原因即在于“举证难”。在德国，法官同样运用类似的三种方式来处理专利侵权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额确定问题，但并未遭遇无法适用的困境。相反，这三种方式在德国相关实践中表现得既富弹性又不失逻辑性，主要得益于两种法技术的运用。一是广义的“法律推定”[1]。逸失利益与侵权获利乃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合理许可费乃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由此，损害事实的证明负担从专利权人转向侵权人，相当因果关系的证明得以简略。二是德国民诉法第287条“赔偿额确定制度”。该制度旨在缓和第286条“自由心证”对损害范围所要求的证明高度。当事人对于损害范围的证明无须达到具体的程度，而仅证明损害的发生以及大致范围即完成了证明责任，就损害范围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在此基础上法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的赔偿额。

〔关键词〕逸失利益；侵权获利；合理许可费；法律推定；赔偿额确定制度

目次：

1 德国三种计算方式之制度发展历程

2 德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举证容易化

 2.1 通过“法律推定”简化“过错”与“因果关系”证明

 2.2 通过ZPO第287条简化“损害范围”证明

3 德国三种计算方式之司法实践：具体与抽象双重思路

 3.1 逸失利益（Lost Profits）

 3.2 侵权获利

    3.2.1 营业额

    3.2.2 可扣除成本

    3.2.3 权重

 3.3 合理许可费

    3.3.1 参考基准（Bezugsgrößsse）

    3.3.2 费率（Lizenzsatz）

4 结论

参考文献

在专利法领域中，如何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向来是充满争议的难题。国际上普遍认为，赔偿额须能充分地填补损害范围，在计算方式上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逸失利益（LostProfits）来赔偿，也可以参照侵权人因侵犯专利权而获得的利益（Infringer’s Profits）或被侵犯专利权的合理许可费（ReasonableRoyalties）来确定。相关的国际法依据来自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45条。相应地，我国与德国都分别在各自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确立了三种计算方式。然而，两国的相关实践却表现得大相径庭。在我国，三种计算方式往往遭遇举证困难而适用率低。而德国的司法实践却表明，这三种计算方式完全足以应对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总体上赔偿制度表现出适当的灵活性与逻辑性。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为何？我国从德国法中能获取何种经验以改善目前的赔偿现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制度安排、法理依据与司法实践三个角度作出分析。

1 德国三种计算方式之制度发展历程

在德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指的是，在专利法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对专利权人的财产权构成妨碍或减损的行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人由此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德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多数专利侵权案件在进入到损害赔偿判断阶段之前当事人就自行达成了和解。粗略地看，德国每年90%的专利侵权案件就损害赔偿问题达成了和解[2]，只有少量案件需要法官就损害赔偿作出裁决。通过和解方式解决赔偿额确定问题的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极大地缓解了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压力；第二，当事人可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赔偿数额；第三，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诉讼成本。在德国，专利损害赔偿案件通常须一年半，败诉方须承担包括胜诉方诉讼费用在内的所有诉讼费用，诉讼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德国专利案件的高和解率得益于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即将专利侵权之诉与专利损害赔偿之诉相分离的“分诉制度”。根据该制度，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进行分诉处理，即“侵权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必须分别先后向法院提出。专利权人的诉讼请求除了禁令之外，通常还包括请求法院下达一份“声明判决（Declaratory Judgment）”，目的在于使侵权人必须向原告赔偿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失以及未来会造成的损失。但该声明判决并不使侵权人负担赔偿责任。如果专利权人寻求法院下达有关具体赔偿数额的决定，则必须另行提起一个单独的诉讼程序[3]。并且，法官若认定侵权成立，则将同时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责任并且命令其向权利人交出其侵权期间的会计账簿，继而权利人得以计算出其损害数额并直接向侵权人要求赔偿。实践中，侵权之诉结束后，绝大多数专利侵权案件的当事人会选择和解[4]，只有少数当事人因无法对赔偿达成协议而继续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请求其作出赔偿判决。

至于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2008年修改前的《德国专利法》仅粗略地规定“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侵犯专利的行为的，对被侵权人因此造成的损失，有赔偿之义务”[5]。该规定并未给法官提供现成的计算方式，但它并非可有可无，其重要意义在于：明确民法上损害赔偿原则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上的基础性地位。换言之，该条实质上是损害赔偿法在专利领域的具体化，旨在强调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仍在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传统损害赔偿框架下，不论依据哪种方式计算得出的赔偿额都旨在“回复原状”。根据德国专利法第139条所作出的赔偿必须符合德国民法典第249、254条的规定，即三种计算方式适用的目标在于恢复权利人若非侵权而应有的地位（“回复原状”）。首先，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9 条第一款，赔偿义务人须恢复若损害未产生时权利人本应处的状态。根据该规定，侵权人必须赔偿损害发生前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之间的差额。其次，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52 条，需赔偿的损失还包括所失利益，即根据事物的惯常运行或者根据特别情势，尤其是根据权利人所做的准备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能够以极大的期待可能性所得到的利益。最后，恢复原状还要求侵权人履行相关的“附随义务”[6]。

在民法理论框架下，具体的计算规则随着相关司法实践的积累而逐渐形成。以德国专利法第139条作为法律依据，德国帝国法院于1895年6月8日对“Ariston-Entscheidung”案件进行了判决，在判决书中提出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三种赔偿计算方式（die dreifache Schadensberechnung）”[7]。该案中，某个音乐盒的制造商在制造音乐盒过程中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人的音乐作品，音乐盒使得该作品及其作者广为人知。该作者以著作权侵权为由向法院诉请损害赔偿。德国帝国法院基于《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的一般损害赔偿原则提出，对于计算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从以下三种方式中任选其一：（1）具体的损失赔偿（konkreter Schaden）：通过赔偿使权利人恢复到损害未发生前的状态，法官通常依据《德国民法典（BGB）》第249条“差额法（Differenzmethode）”来衡量专利权人的具体损害（Entgangener Gerwinn）[8]；（2）许可费标准（Lizenzmethode）：假设权利人同意通过追认赋予侵权人相应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签订授权许可合同；（3）侵权人所获利益（Herausgabedes Verletzergewinns）：权利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归还其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

2004年4月9日欧洲议会通过了第2004/48/EC号《欧盟知识产权执行指令（“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作为执行该指令的一项重要内容，德国于2008年根据该指令第13条对德国专利法第139条进行了修改[9]。修改后的第139条第二款新增了两项规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应考量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Gewinn）；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以合理的授权许可费用作为计算基础（Grundlage）”[10]。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性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德国立法者强调，修法的目的并非在于改变现有的实践作法，而不过是将已经实践成熟的三种计算方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下来而已，因为三种计算方式早在实践中为德国法院所普遍接受[11]。三种计算方式都并不具有独立法律依据的请求权，而仅仅是在“损害赔偿请求权（Anspruch）”统摄下的不同计算方式，目的在于为计算损失提供便利，减轻专利权人对于因侵权而遭受的损害的举证责任[12]，从而避免出现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但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公平后果。

三种计算方式中侵权获利方式最具特殊性。德国学者普遍认为，该方式虽然从属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实际上却援用了“无因管理”的法理与法律效果。侵权人无权处理他人事务因此应返还因无权处理而获得的利益，该利益即为专利权人可请求赔偿的侵权人从事专利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13]。侵权获利方式的计算过程要求扣除侵权人的成本与必要费用，其合理性类似于不法无因管理的管理得向本人主张返还因管理而生的必要费用[14]。从学理概念来分析，允许专利权人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框架下援用不法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表面上意在填补损害，然而更现实的意义在于合理地平衡侵权干扰与专利权保护[15]。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专利法第65条与德国专利法第139条在三种方式的立法方面大同小异。“大同”指的是，都认可完全填补的损害赔偿原则，都确立了三种计算方式。而“小异”是就适用方式而言。我国专利法对三种方式的适用顺序作出了明确规定，只有当“实际损失”（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或逸失利益）难以确定时才能根据侵权获利或合理许可费来确定赔偿额。而德国专利法并未明确各计算方式之间的适用顺序。实践中，专利权人有权从三种方式中任意选择一种方式计算其侵权损害。并且，在侵权人履行赔偿责任或法院已经适用任意一种方式作出了赔偿判决之前，专利权人即使已经选定了某种方式也有权变更这种选择。针对同一损失禁止重复适用不同方式计算，但允许根据一种方式来计算某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失，再根据另一种方式计算其他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失。

除了三种计算方式之外，我国专利法还规定了“法定赔偿”，而德国专利法并没有规定与之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规定。然而，德国的一条程序法规定（即ZPO第287条）却有着法定赔偿的特征，亦即：当实际损害范围难以明确时，允许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来确定赔偿额。但二者不同的法律性质决定了二者实难相提并论，具体讨论参见本文有关ZPO第287条的论述。

2 德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举证容易化

根据一般的损害赔偿理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须满足四个要件：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具有过错、损害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损害赔偿数额取决于损害范围，专利领域的损害赔偿请求也不例外。通常，当事人很难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具体的损害范围及其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当因果关系，这是知识产权价值本身难以估计的属性所决定的。

为确保专利权人获得赔偿，并为避免过于繁杂的证明过程及其过高的诉讼成本，德国法院采取了各种法律技术措施来简化损害数额的计算。在实体法层面，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证明通过“法律推定”而得到简化。在程序法层面，德国法院利用ZPO第287条降低三种计算方式的证明高度，从而缓解了专利权人对于“损害范围”证明责任。最终，在法律推定与ZPO第287条的共同作用下，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得以减轻，三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变得简易可行。

2.1 通过“法律推定”简化

“过错”与“因果关系”证明

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责任采过错责任原则。TRIPs第45条第一款规定：“应知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自身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侵权人须充分地填补由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我国相关实践中，专利权人即使未专门就侵权过错进行举证也不影响其获得损害赔偿。换言之，法院实际上采取过错推定的作法。德国法院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在德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根据侵权事实推定侵权人在销售侵权产品前对于是否存在着相关专利权利存在调查义务[16]，侵权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侵权人怠于履行该义务，从而存在过错。通过这种实际上的过错推定作法，专利权人相当于被免除了对侵权过错的举证。这种推定尽管减轻了权利人的证明责任，但在特定情形中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尤其在“专利挟持”的案件中，过错推定的作法就使得德国法院难以拒绝赔偿请求[17]。

在德国，法律推定不仅被用于简化过错要件，而且在适用侵权获利方式与合理许可费方式时，还被用于简化因果关系要件。原则上，民法原理在专利领域具有适用性，专利侵权所生“损害”应在传统的民事“损害”概念下进行解释。然而，侵权获利返还与合理许可费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它们在性质上属于所谓的“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18]。从法律效果方面看，法律拟制概念即“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属于广义的“法律推定（Legal Presumption）”。所谓“不可推翻”，指的是根本上承认侵权获利与损害存在着相当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可以通过相反事实而被“部分”而非“完全”地推翻。一方面，无论何种侵权情形，都肯定侵权获利方式具有适用性。而另一方面，如果侵权人能证明获利范围中仅有一部分来自于被侵犯专利的贡献，而其余部分属于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么后者应在侵权获利计算过程中予以扣除。合理许可费的拟制性质较易理解。假设专利权人有许可意愿，未经许可而使用的侵权人本应支付相应的使用费，因侵权行为而节省的该费用即专利权人的损失。基于“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的法律性质，专利权人可以直接请求相当于许可费的赔偿额，而无须再就因果关系与损害范围负担证明责任。

在侵权获利方式下，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侵权人仅应当“返还”其在侵权期间全部获利中“基于（based）”侵权行为而获得的部分利润。该“基于”并不表明“若非”因果关系（But-For Causation）是一项必要条件，且以下两个问题也与损害数额认定无关。其一，若非侵权，权利人是否本应能实现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其二，权利人是否曾使用过或许可他人使用过涉案专利权[19]。这根源于侵权获利被视为“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的观点。尽管我国也同样认为，侵权获利的赔偿数额应限于“基于”侵权行为的部分利润，但就相关证明问题上却与德国不同。我国的相关实践表明，损害数额的证明困难正在于难以证明整体的侵权获利中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侵权行为。换言之，“基于”被理解为应予证明的事实问题。而证实该“基于”的难度并不亚于在实际损失方式下证实侵权行为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难度，侵权获利方式在我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适用率并不高的事实即为佐证。

2.2 通过ZPO第287条简化

“损害范围”证明

运用法律推定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除此之外德国法院还采取措施使得一般的证明高度在专利领域得到缓和,同时也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了合理充分的空间。根据一般的证明规则（ZPO第286条“自由心证”），专利权人本应就其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负担充分的证明责任。为了缓和这一证明高度，德国法院在适用专利法第139条“损害赔偿”时往往辅之以ZPO第287条。

ZPO第287条在理论界被称为“赔偿额认定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对于是否有损害、损害的数额以及应赔偿的利益额有争论时，法院应考虑全部情况，经过自由心证，对此点作出判断。是否依申请而调查证据、是否依职权进行鉴定以及调查和鉴定进行到何种程度，都由法院酌量决定。法官就损害和利益可以讯问举证人[20]。理论上，该规定的适用前提是损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通常而言，只有在确定的事实基础上才能进行逻辑推理。确定的事实可以是法律要件事实的肯定存在或不存在, 而绝对不能是真伪不明的事实[21]。然而，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损害事实确实无法完全依靠当事人举证，而法官又不得因此拒绝裁判，因此有必要为法官在这种“真伪不明”的事实状态下作出裁判提供法律依据。现实中，专利侵权的损害范围即往往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为专利作为一种无形财产，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难以察觉，因侵权而发生的损害也自然难以精确地量化，权利人往往只可能对损害的大致范围进行举证。这正符合ZPO第287条的适用前提。通过该条，专利权人无须证实损害的具体数额，只要提交了可供法院“至少粗略估计”数额的事实基础即认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这一“真伪不明”损害事实被认定为“真”。在此基础上，法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在于，当通过调查证据、询问证人等方式查明损害额需要花费大量成本时，严格遵循举证规则进行调查即缺乏现实合理性。因此法律允许法官在综合考虑案情的基础上完成“自由心证”，从而作出赔偿决定[22]。该制度的实质在于，消解证明标准的“确实性”，而代之以“盖然性”[23]。专利权人承担相对于德国民诉法第286条有关“自由心证”规则下较轻的举证责任，亦即：只要受害人就损害发生的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则足以为法官依据第287条提供可靠的依据。具体的要求由法官在个案中确定，尤其是受害人依据法院指令应承担的损害可能性。但不能认为ZPO第287条要求法院支持没有证据基础的损害赔偿请求，因为ZPO第286条“自由心证”的证明规则并不因第287条的适用而发生改变[24]。总之，“损害额认定”制度起到了润滑剂的功能，使得三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具有了弹性，而不再拘泥于严格的证明规则。同时，法官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对个案所有相关情节甚至包括公共领域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基础上作出具体的赔偿额决定。

面临三种计算方式的计算困难，我国并未采取与德国类似的程序性解决方案。无论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还是专利法都未提供有关缓解证明高度的特别规则，因而专利权人理论上须在一般证明规则下负担较为严格的证明责任。相反地，我国从实体法层面寻求解决途径，即在三种计算方式之外建立了所谓的“法定赔偿”。

ZPO第287条与我国专利法的法定赔偿的目的相同，都旨在简化计算问题，化解严格的证明规则与专利损害本质上难以计算之间的矛盾。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分属程序法规范与实体法规范。由此决定了各自不同的适用方式。作为程序法规范，第287条并非直接适用于处理争议，而是为实体法（三种计算方式）提供辅助与适用便利。该条完全是关于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缓和问题，而并不直接涉及赔偿数额，也并非对在第286条自由心证背景下的“若非”问题进行澄清[25]。从功能上看，法定赔偿为法官自由裁量赔偿额提供了实体法依据，而作为程序性规则的ZPO第287条仅为三种计算方式提供工具性的辅助作用。在制度合理性方面,赔偿额认定制度比法定赔偿制度更好地平衡了自由裁量权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在法定赔偿制度下，法官享有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损害事实的证明问题则被淡化，以至于只要侵权成立专利权人就能获得赔偿，而无论损害发生及其范围的事实是否得到证明。而在赔偿额认定制度下，专利权人要想获得赔偿则须至少证实其因侵权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以及粗略的损失程度，由此客观上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了事实基础，从而不至于出现恣意的数额裁决。

3 德国三种计算方式之司法实践：

具体与抽象双重思路

总体上看，德国法院适用三种计算方式的司法实践可被归纳为具体与抽象两种思路。在确定赔偿额时，法官须首先考虑严格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作出赔偿决定，当事人须尽力对各计算变量进行举证，此即“具体方式（ConcreteMethod）”。而当确实举证不能时，法官则有权参考相关行业的通常标准来确定计算变量，此即“抽象方式（Abstract Method）”。该方式的合理性根源于ZPO第287条。由此可知，该方式之“抽象”并不意味着任意性，赔偿决定仍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有关损害发生及其大致范围的事实须得到证明。

3.1 逸失利益（Lost Profits）

逸失利益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即若非侵权发生权利人本能期待的合理利益。在德国，逸失利益赔偿允许专利权人“回复”两种类型的市场利润损失。一种是“销量损失”，指的是假若侵权产品的销售事实未发生，专利产品本能实现的销售量与专利产品的现实销量之间的差额。另一种是“价格侵蚀”，即若非侵权产品的销售专利产品本能制定的更高的销售价格与专利产品现实售价之间的差额。此外，逸失利益也可以是非“近因”下的市场利润损失，例如消费者把侵权产品误认为是专利产品而购买所形成的“市场混淆损失（Marktverwirrung）”。

从德国以往的判例来看，法官很少做出逸失利益赔偿[26]。理由有二：其一，侵权行为与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往往难以证明；其二，专利权人往往出于商业竞争的考虑而不愿意向法院提交自身的销售盈利等商业信息。尤其对于德国大型企业而言，保密自身商业信息的重要性有时超过维权，因而其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比例低于中小企业[27]。

在具体的计算标准方面，德国法院确定赔偿的方式可以归纳为具体与抽象两种方法。具体方式应优先适用，仅当确实缺乏相关证据时才考虑采用抽象方法。

具体方式要求权利人证实：侵权行为导致其无法实现的具体交易量，且若无侵权其本应获得相应利润。该方式根源于“差额说”，损害范围的衡量取决于“若非（But-For）”情形与现实情形之间的比较。德国法院由此也要求专利权人对若非侵权其本能获得的专利产品销量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该“若非”测试，德国法院在早期的实践中把握得十分严格，只有当侵权产品乃用于特定目的的唯一产品时才认为因果关系成立[28]，从而才可将侵权产品销量推定为若非侵权发生时专利产品本能实现的销量。但这种垄断情形十分少见。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上除了专利产品与侵权产品之外，还存在着“非侵权替代品（Non-InfringingAlternatives）”。该情形下，“若非（But-For）”侵权发生消费者也不一定会转而选择购买专利产品，也可能选择非侵权产品。换言之，由于非侵权替代品的存在，侵权人所实现的销量利润未必完全是挤占了专利产品市场的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必然成立。在后来的相关实践中，德国法院逐渐放宽了逸失利益的认定标准。德国最高法院表明，虽然权利人有义务提出并证实相关事实，但举证高度不应过于严格[29]。证实若无侵权则权利人本可能实现该利润即足以支持一项逸失利益赔偿[30]。

另一个与若非问题相关的疑问在德国司法界与学界引发了讨论。亦即，逸失利益计算是否须对以下两种竞争情形进行比较：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的现实竞争程度；假设侵权人生产的是非侵权替代品时该产品与专利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PeterMeier Beck法官承认这种假设确实会影响逸失利益赔偿的计算。例如，某案件中侵权人销售100,000件侵权产品，如果侵权人不实施侵权行为那么是否也能实现同样的销量[31]？回答若是肯定的，那么将这些销量作为计算专利权人逸失利益就显然缺乏合理性。这正符合德国侵权法上的所谓“合法的替代行为（RechtmäßigeAlternativverhalten）”理论：假设侵权人未实施侵权，权利人也会遭受与侵权后果相同的后果，那么相当因果关系难以成立。反对观点则认为，仅因为这种关于非侵权替代品的假设就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合理[32]。

美国学者Thomas F.Cotter教授指出，为了避免这种争论，更理想的逸失利益计算方式是：将侵权产品销量区分为专利产品本能实现的部分与其不能实现的部分，前一部分销量乘以专利产品单价，后一部分销量乘以许可费，二者之和即逸失利益[33]。但Cotter教授并未进一步阐述应如何进行区分？事实上，该建议与日本专利法中逸失利益的计算方式相同，并且日本专利法第102（1）条巧妙地将区分问题转化为扣除问题，亦即：从侵权产品销量中“扣除专利权人限于自身能力而不能实现的部分”，从而由侵权人负担扣除项目的举证责任。

当确实因举证困难而无从采用具体方式时，法官即可采用抽象方式。该方式允许根据通常交易中本可以实现的（不确切的）交易量来计算逸失利益额。该方式的法理基础来自于德国民诉法第287条关于缓和举证责任的规定。损害范围的证明并不要求权利人对若非情形下其本能实现的利润建立绝对的肯定性；相反的，权利人所提供的证据只要足以建立特定可能性即可。具言之，专利权人若能证实在某正常商业活动中其可能实现某些特定利润，法官则可推认专利权人在若非侵权时本能得到相应的利润。侵权人有权推翻该推论，但须证明权利人在实际情形中本无法获得这些利润[34]。例如，证明只有侵权人有能力开发并满足额外的市场需求，或权利人缺乏提高产量的能力[35]。

3.2 侵权获利

德国司法实务早于立法例承认，在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权人有权请求根据“侵权人的所得利益(HerausgabedesVerletzergewinn)”来计算赔偿额。1874年由德国帝国高等商事法院审理的著作权案最先确认了侵权获利计算方式，直至1890年德国帝国法院才首次将侵权获利标准适用于专利权侵权案件中[36]。德国主流观点认为，“侵权获利”计算方法的目的并非赔偿实际损失，其实质上是一种处理经济利益损害的公平方式[37]。尽管如此，该方式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而非不当得利请求权[38]。然而也有少数德国学者认为，侵权获利方法在性质上属于不当获利或无因管理之债，应以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作为请求权基础[39]。

侵权获利方式是为了简化赔偿计算而出现，该“简化”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其一，侵权行为与损害范围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再是考察重点。PeterMeier Beck法官强调，该方式无须考察专利权人的经济利益状况是否受到侵权的影响[40]。其二，侵权获利方式将赔偿计算基于侵权人提供的信息，专利权人无须提供有关自身销量等方面的证据，从而避免向可能具有竞争关系的侵权人暴露自身的商业信息[41]。此外，计算的“简化”也意味着计算的精确性并非关键。尽管如此，举证方面至少应足以为法官提供估计的事实基础。换言之，计算必须基于一定的客观事实，从而为法官对具体赔偿额进行主观判断提供基础[42]。

为了实现这种“简化”计算的效果，德国法院在法技术层面采用了“法律拟制（LegalFiction）”的作法。将侵权获利方式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将侵权获利的部分视为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损失的部分。进而，这意味着假定专利权人以与侵权人生产并销售了同样的产品[43]。具体而言，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在适用侵权获利方法来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无需考虑专利权人本身是否有能力获得侵权人所取得的利益[44]。换言之，即使权利人运用专利进行生产销售的能力低于侵权人，赔偿额仍旧按照侵权人所获利益来确定。从而，以下两个疑问在所不问：其一，若非侵权发生，专利权人是否本能获得与侵权获利等量的利润？其二，专利权人是否实施过其专利权，即是否确实生产或销售了专利产品或以授权方式将专利权商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侵权获利方式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的专利侵权案件。侵权人提出抗辩，认为损害金过高或因果关系认定有失宽泛，则应负担证明责任[45]。

尽管德国将侵权获利解释为“拟制”，而理论上看拟制本身意味着不能被推翻，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相反的例证。在“Gemeinkostenanteil”案中，德国最高法院明确表明，侵权获利方式适用中应予扣除的成本与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46]。首先，推定所有支出都在赔偿范围之内，假设该支出无法避免，而无论产品生产或销售情形如何。然后，由侵权人举证应予扣除的与侵权产品生产销售直接相关的成本。从而，这种拟制更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可被推翻的法律推定”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拟制。借助于拟制思路，侵权获利方式中专利权人的证明责任事实上得到了减轻，从而有的德国学者认为侵权获利计算方法在未来会取代合理许可费方法，成为专利侵权案件中最普遍适用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47]。

在该方式适用过程中，对“若非”问题的分析主要体现为与替代性相关的两个问题：（1）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之间的替代性程度如何；（2）侵权人用可替代被侵犯专利的同等技术的可能性如何。当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相差很大以至于二者之间欠缺相互替代性时，可以推断若非侵权发生权利人也不可能获得与侵权产品市场销售利润相当的利润，从而权利人并未因侵权而发生损害，由此逸失利益赔偿并不会得到支持，除非权利人能提供相反的证据[48]。在替代技术方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Tolbudamid”案中提出以下问题：假若侵权人并未侵权，而是利用被侵犯专利的替代技术生产并销售了针对相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那么侵权人是否能以与销售侵权产品同样的价格销售非侵权产品，以获得同样的营业额？但该法院并不确定是否确实有必要考察该问题。

侵权获利方式的请求权基础仍在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相关举证责任应遵循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根据德国旧专利法第85条第一项第二款，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赔偿额时，应证明侵权人的获利内容；该款后段规定的侵权行为的成本与必要费用应由侵权人予以证明。现行德国专利法第97条第一项第二款并未明确规定三种赔偿计算方式的举证责任，实践中遵照ZPO第287条分配举证责任：当事人对于有利于自身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其结果与旧法并无不同。主张适用侵权获利方式的专利权人应证明符合因果关系的侵权获利范围如何。基于ZPO第287条，专利权人无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只要满足较低程度的举证要求（nurgeringe Anforderungen）即认为已完成举证责任。

侵权获利计算以公式表示为：侵权获利＝（营业额－可扣除成本）＊权重。以下即对公式中的各因素分别作介绍：

3.2.1  营业额

“营业额”指的是侵权产品或方法产生的营业额。但若侵权产品并非单独出售，而是作为某机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顺带销售，那么该机械的营业额即作为计算基础。此外，尽管不为专利所涵盖的外围设计或消费性材料通常不与专利产品或侵权产品连带销售，但若以下事实能得到证实则也应被纳入考察范围[49]：侵权人因为销售侵权产品（而非某非侵权替代品）而有能力独占地销售这些物品。例如，如果侵权人将侵权机器出租给第三方并许诺向其收购该机器生产的任何产品，那么专利权人则有权主张这些产品的利润。

3.2.2  可扣除成本

损害赔偿旨在回复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相比于损害范围赔偿额既不能少也不能多。现实中，侵权人的生产销售能力可能比专利权人更强，由此侵权获利范围可能超过专利权人的实际损害范围。为避免出现这种超额赔偿，德国最高法院指出，根据侵权人的全部利益而作出的赔偿决定并不符合损害赔偿的目的[50]，侵权人自身的生产侵权产品而产生的成本显然不应被纳入赔偿范围而应予扣除。

哪些项目可予扣除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扣除标准经历了从宽到严的发展过程。2001年之前，德国有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所认定的可扣除的侵权成本或必要费用较为宽泛。只要与专利侵权行为相关的费用都可扣除，既包括可变成本（die variableKosten）也可包括固定成本（Fixkosten）,例如管理费用（Verwaltungskosten）、场地租金（Mietkosten）或广告费（Werbekosten）。有时因可扣除项目过多，以至于扣除成本后的赔偿数额所剩无几[51]。

这种宽松的扣除标准在2001年慕尼黑法院所判决的某案件中得到了转变。该案中侵权人获利四万四千欧元，由此判决两万四千欧元的侵权损害赔偿额[52]。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强调损害赔偿应当具备预防功能，有必要尽可能剥夺侵权人的获利并阻却侵权的再次发生，因此从严认定成本或必要费用。该判决后德国各级法院逐渐就“不能扣除的通常开支项目”形成共识。亦即，生产销售侵权产品所必需的可变成本（produktbezogeneKosten）自然应予扣除；而固定成本与间接成本维系企业整体运营而产生的费用，属于不论侵权发生与否都必将产生的通常支出（Geminkosten）[53]，因而并非“与专利侵权行为相关的成本”原则上不宜扣除[54]。

例如，在2002年的一件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中，被告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一项有关戒指的外观设计专利，经查明侵权产品销售总额为135000欧元。被告认为应扣除侵权产品的生产成本（74000欧元）以及管理成本（55000欧元），从而赔偿额应为6000欧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侵权获利方式适用时仅能扣除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成本，最终判决赔偿额61000欧元[55]。

成本性质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可否扣除。成本或必要费用的认定不拘泥于会计制度的分类，而以其专利权侵害行为的关联性来认定。个案中即使某项特定费用在会计账簿中被归类为可变成本，但不必然被扣除，是否扣除由法官审酌决定。例如人事费用，有的案件中可能将部分人事费用列为可变成本，但在其他案件中也可能被列为固定成本。如果对于应扣除项目存有疑异则应采纳经济学家的专业意见来认定，理由在于“Gemeinkostenanteil”判决所确立的“通常支出”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概念[56]。尤其应注意的是，法官在判断时应从专利权人而非侵权人的视角出发。例如，侵权人为了解专利产品构造而产生的费用从专利权人角度看就不会产生，因此不应纳入扣除项目[57]。当无专业意见可供参考时，法官应做出有利于专利权人的判断[58]。

3.2.3  权重

损害赔偿范围取决于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侵权获利计算的赔偿范围应当仅限于侵权人未经同意而实施“发明专利”所获得的利益[59]，也就是专利权及与专利权侵害有关的侵权获利范围[60]。现实中存在着影响侵权人获利的诸多因素。例如，侵权产品吸引消费者购买可能是因为产品包含了涉案专利而吸引消费者，也可能因为侵权人自身具有良好的市场地位、营销能力或声誉[61]。实践中，因果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问题：侵权人的获利在何种程度上源自于专利？专利因素是否是影响消费者决定购买侵权产品的因素？德国最高法院表明，侵权人必须返回的利润仅是基于侵权而发生的部分[62]。通常，不能推认侵权人的利润完全来自侵权行为，100%的权重是例外情形[63]。

侵权获利赔偿范围应限于侵权产品中被侵犯专利所贡献的那部分。例如，假设依专利制造出自行车铃铛，侵权人销售的产品是自行车，那么适用侵权获利方式时只能以侵权人因该铃铛而获利部分为限，因为专利效力仅及于铃铛而不及于整部自行车。[64]尽管计算中应剥离非专利部分对应的利益，但有时专利部分与非专利部分无法脱离而单独作价值评价，或者仅销售专利物品本身并无法满足缔约目的也不符合商业惯例。司法实践中可能基于商业惯例的考量而将附随物纳入赔偿额范围。专利物品若为特定装置，其乃整体装置的一部分，按照商业惯例专利物品无法与非专利物品相分离而单独作为交易标的物，由此在赔偿额计算中应以包含专利物与非专利物的整件产品为评价基础。例如，专利保护的发明是货物展示架的支柱和横栏，展示架是缔约标的物，侵权人不可能单独销售该支柱和横栏，因此计算专利侵权赔偿额时应以展示架的销售利润为基础[65]。

侵权获利方式本身旨在简化因果关系，因此不宜将“基于”作“现实因果关系”理解，而应以宽松的态度将其理解为一种对侵权获利程度的权衡[66]，基于法官对所有相关因素的综合评价。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侵权产品的因素最为关键，对此法院可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这类因素通常包括：侵权产品所包含的其他非侵权专利、侵权产品的品牌价值或生产者的声誉情况、侵权产品中不被涉案专利所覆盖的那些特定技术特征[67]。

这种依据技术贡献来判断因果关系的作法通常有必要，但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形。如果使用专利发明是侵权产品市场化的关键，那么侵权人自身的特殊技能或营销能力如何这类问题的重要性就十分有限而可予忽略[68]。但是，如果专利仅构成某产品的微小部分，是否使用这一专利不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化，那么以上情形就具有相关性而值得考察[69]。

再如，当被侵犯的专利技术具有非常高创新程度时，技术贡献划分问题也不再重要。基于“原始创新”（又称为“先驱创新”）的专利权有很高的创新程度，例如针对某癌症的药品专利。这类发明足以开创出新的市场，抑或在原有市场中难以寻求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专利技术。该专利技术对于整件产品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缺乏该专利技术则无法制造出相同的产品。在针对这类专利的侵权情形中，侵权产品获利可完全归因于该专利技术，因此有理由依据全部的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额。如果涉案专利技术属于创新程度较低的“改良发明”，市场上能寻求到相应的替代技术，那么原则上赔偿范围应与技术创新程度成正比。例外的情形下，如改良发明被应用于全新产业领域，则可以考虑将侵权获利全部赔偿给专利权人。例如，通常的蔬菜包装机附加受专利保护的真空装置后形成的包装机，不仅可以用于蔬菜包装，还可以用于肉类包装，从而专利权人可以销售给肉品商。侵权人未经许可也将仿冒的包装机销售给肉品商，此时侵权所得涵盖该包装机的销售利益总额[70]。

在确定了应予考察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法官根据ZPO第287条考察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后确定赔偿额。由此，德国通说认为客观上无法通过调查来获知涉案专利技术在多大程度上给侵权人带来利益，只能在个案中由法官作判断，但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的大概估计而非准确的计算，判断结果具有不确定性[71]。德国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法技术上的类比，认为专利在侵权获利中所占比重的认定过程类似于侵权法中对“与有过失（Mitverschuldensabwägung）”的衡量过程[72]。具言之，首先列明所有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然后法官根据ZPO第287条对各因素的权重做出判断，最后确定涉案专利技术对于侵权获利的贡献度以及赔偿额[73]。法官享有十分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来确定赔偿额[74]。对此德国学者认为其理由在于，损害之计算不单纯为了填补损害，也是为了实现阻却与惩罚功能，而现实情形千差万别，自应当允许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平衡各方利益[75]。

3.3 合理许可费

早在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最高法院就在专利司法实践中确立了参酌许可费来认定侵权损害赔偿的作法[76]。当权利人对于其专利产品的市场能力并不充分时，权利人无法主张所有侵权产品导致的逸失利益。此时，权利人对所有侵权产品的许可费进行赔偿主张是相对比较有利的，便于赔偿计算[77]。

从理论角度看，主张合理许可费并非民事“损害赔偿”，而是侵权人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专利的“不当得利”的赔偿形式，侵权人若未实施侵权而本应支付相应许可费来换取对专利的使用。与此相关的是，正因其不当得利的性质与逸失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的性质不冲突，日本、美国和英国都允许逸失利益和合理许可费搭配适用共同决定赔偿数额。例如，日本的具体作法是，侵权产品销量中限于专利权人能力而不能实现的部分被扣除后该部分又通过合理许可费赔偿重新进入赔偿范围[78]。田村善之教授将该作法形象地称为“败诉部分的复活”。

尽管合理许可费具有“不当得利”的外观，但作为一种衡量损害范围的方式，其赔偿请求权基础仍在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损害发生乃适用前提。但德国法院认为，即使专利权人并未实施系争专利也不影响法院作出合理许可费赔偿[79]。然而，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虚拟谈判事实上将侵权人视为“合法的被许可人”，使“事后许可”等同于“事先许可”；但侵权人往往比合法的被许可人享有更多的优势。不仅节省了本应付出的谈判成本，而且不会面临专利无效的风险；再者，侵权人还有逃脱被起诉的可能。如果完全根据虚拟谈判的假设来确定赔偿额，那么侵权人的地位显然优于市场中被许可人的地位[80]。

我国法院在适用合理许可费时对证据的把握十分严格，要求可参照的许可费标准必须基于真实存在着的有关被侵犯专利的许可合同，即满足“真实性”，且合同中的许可方式与侵权方式须具有“可比性”。而德国法院的适用标准十分灵活宽泛，既可以是现有的许可合同中的许可费，也可以是一种抽象标准。如果被许可人确实曾将涉案专利许可给第三人，那么该许可合同即可作为确定合理许可费的基础。许可条款是否在相关行业中具有通常意义或是否客观适当，都在所不问。如果专利权人在市场中可以要求并获得许可条款，那么就认为理性人本会接受这些条款所确定的许可费[81]。如果专利权人不能举证曾许可某特定专利，那么法院还可采取“虚拟谈判”的作法，亦即：如果在达成虚拟许可协议时预期到未来的事件，尤其是专利的实施期间以及程度，那么理性人（即并非实际侵权人）本会接受的许可费标准[82]。虚拟谈判方被认为已经预见了未来的发展，这包括侵权期间发生的事实变化（例如提高或降低许可费）在所不问的事项：（1）权利人是否本会许可其专利；（2）发明专利是否构成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的重要理由，或无专利特征的产品是否还能以同样价格销售。显然相关行业中通行的标准较易成为该标准。但个案的具体情形在确定许可费时仍应予以考虑，尤其当不存在行业通行标准或这种标准不宜适用时[83]。由于合理许可费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确定赔偿额的方式，即某一虚拟被许可人本愿意支付的许可费，这种计算并不以事实上客观存在许可合同作为前提，也无需考虑权利人本会向侵权人提出的许可费标准[84]。由此，专利是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专利权人是否真正愿意与侵权人缔结许可合同在所不问[85]。正由于德国法院采取较为灵活的适用态度，该方式较易于适用。根据德国学者的经验，在所有寻求损害赔偿的案件中，75%案件中的当事人请求法院根据合理许可费作出赔偿决定[86]。

在具体计算方面，合理许可费乃参考基准与合理许可费费率的乘积，以下即对这两个变量分别进行介绍。

3.3.1  参考基准（Bezugsgrößsse）

多数情形下，理性人本会选择侵权人的营业额作为确定许可费的基准。然而，如果侵权人的价格不受市场规律影响，例如将侵权产品销售给其附属公司，那么此时即不再适宜基于侵权人的营业额来计算。

3.3.2  费率（Lizenzsatz）

确定费率的步骤包括两步：首先须确定市场上通常的许可费率；然后由法院依据ZPO第287条及其个案具体情况来衡量是否须将许可费率提高或降低。有的德国学者认为，合理许可费方式的损害赔偿应当比通常的许可费标准要高一些[87]。理由在于，与合法的被许可人相比，侵权人节省了谈判成本，并且避免了授权专利可能无效的风险。若侵权行为未被发现，侵权人自然既可逃避法律责任又可从侵权中获利；然而，即使侵权被发现并被要求负担赔偿责任，赔偿费也仅同合法的被许可人同样数额的许可费，那么侵权会受到鼓励。

德国专利法院通常具有确定特定行业许可费率的充分经验[88]。但是当事人必须证实哪种费率是通常标准[89]。已有的许可合同当然是可靠的参考。法院也可考虑第三方之间就类似专利作出的许可。此外，可以根据公开渠道的信息来确定通常许可费费率。例如法院判决、和解协议。此外，还可以参考经验法则，即通常为毛利润的25%－30%[90]。

对于该合理许可费方法的运用，与德国法相比，我国司法实践最大的特征在于要求以现实存在有关涉案专利的许可费合同作为适用前提。我国法院对“参考基准”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解释，即“权利人在诉讼前就涉案专利与他人签订的许可合同”。作为参照的许可合同必须同时满足“真实性”与“关联性”的条件；否则，法院将以不符合证据要求为由拒绝采纳权利人提供的许可合同。“真实性”指的是许可合同须真实存在，权利人应就其举证的许可合同提出证明其真实存在的证据，如公证书等。若该条件得以满足，法院还须对比许可合同中的许可方式与侵权行为相似程度；若法院认定两种行为不具有相似性，则该合同将因未满足“关联性”条件而不能被作为证据采信。例如，在“蔡某与郑某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对于赔偿的具体数额，蔡某请求本院依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标准酌情确定赔偿金额。法院认为，被许可人与专利权人订立普通实施许可合同，并支付专利使用费后，即可在许可期限内实施该专利，包括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而本案中，被告的侵权方式仅为销售。因此不能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标准确定赔偿具体数额[91]。

而在德国，“合理许可费”被认为是理性当事人双方在达成假设许可协议时可能会同意的价格。从而，在确定合理许可费所需的“参考基准”时，若权利人能提供诉前已达成的许可协议则该协议中的许可费当然能被作为可信的参考基准；而若权利人无法提供这种许可协议，则法院应根据ZPO287条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参考基准。基于对“合理许可费”的理解，法院会根据假定谈判来确定参考基准。这与侵权获利方式被视为“法律拟制”的作法无异。

4 结论

在德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法官不仅可以基于侵权产品销量来确定逸失利益，而且还可以根据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或参考许可费标准来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这三种计算方式旨在简化赔偿额确定问题，并实现举证容易化。实践中，德国法院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来实现该目的。

一方面，三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始终伴随着ZPO第287条的辅助，从而专利权人对于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得到了缓和，只要举证损害发生与损害的大致范围即认为就损害赔偿请求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无须具体证明确切的损害程度。实践中，德国法院基于该法律依据而发展出了具体与抽象两种适用计算方式的标准：原则上当事人须尽力对各计算变量进行举证；当确实举证不能时，法官有权参考相关行业的通常标准来确定计算变量。抽象标准允许当案件事实确实难以发现时将相关行业的通常标准作为计算变量的参考依据，但绝不意味着免除举证责任。若完全缺乏有关损害的证据则法官并不会作出赔偿决定。

对于侵权获利方式，侵权获利的部分被拟制为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损失的部分，即专利权人以与侵权人生产并销售了同样的产品。由此，侵权获利是否确实对应于专利权人的侵权损失在所不问，实质上回避了复杂的“技术贡献率分摊”问题。不同于我国，合理许可费方式的适用是基于“虚拟谈判”的假设。

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的损害赔偿，侵权获利与合理许可费之特殊性体现为赔偿标准并非以权利人的损害事实为基础，因而回避了侵权行为与损害范围之间相当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然而，这两种方式却又与逸失利益共同作为计算制度置于民法的损害赔偿框架下，而损害赔偿范围的核心正是相当因果关系。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在德国已形成共识，认为这两种方式的法律性质乃“法律推定”。从而这两种方式的适用关键分别在于侵权人获利范围与许可费标准的举证问题，而这相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更加容易，即从根本上实现了举证容易化。

我国的情况与德国有着较大差异。目前，我国专利侵权案件的和解率并不高。加之每年都有大量案件，因此我国的法官面临着较大的审判压力。法定赔偿比三种方式更加简便，对于证据要求并不严格，说理过程也相对简略。由此，法官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倾向于适用法定赔偿而非三种计算方式。但伴随着法定赔偿的大量使用所出现的问题是赔偿额通常并不高。这是因为，法定赔偿是综合各因素所作的裁量性决定，个案中有关损害的证据往往不充分，并且法定赔偿本身存在着数额限制。“赔偿低”也正是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所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德国法给我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根本上，应重视民事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在赔偿问题上始终以相当因果关系的分析为中心，认识到三种方式本身的“法律推定”性质。从而，既能以灵活的方式把握三种方式，又能避免出现超额赔偿。具体而言，逸失利益与合理许可费方式在计算时可参照行业标准来确定专利产品单位价格与许可费率。而侵权获利方式在适用时须警惕出现超额赔偿，从因果关系的分析入手，分析相关的若非问题，例如哪些部分是即使侵权不发生专利权人也不可能获得的。

总之，我们须承认专利侵权赔偿问题本身并非单纯的对损害事实进行量化。赔偿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因为“若非”问题在具有无形性特征的知识产权领域表现出更强烈的虚拟性。可以说，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不仅是对损害事实的估量，更是权衡各种关系的艺术。因而科学合理的赔偿制度应能在以下几对关系中实现平衡：

（1）证据要求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证明责任分配方面，通过“法律推定”转换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例如，逸失利益或侵权获利中，专利权人无须证明侵权产品销量或侵权获利范围即损害范围，相反地，侵权人要想缩小赔偿范围则须证明即使侵权不发生专利权人也不能获得与其侵权获利相当的销量或利益范围；在合理许可费方式中，专利权人甚至无须证明损害的发生及其范围，由侵权本身即推定当事人至少损失了许可费利益，而在此损害发生的推定不允许被推翻。此外，证明高度是否须严格遵守一般的证明规则，抑或可以通过类似ZPO第287条的方式予以缓和。

（2）事实性与虚拟性之间的平衡。尤其在适用逸失利益或合理许可费时，须考察是否必须严格参照专利产品的单位销售价格或已有许可合同的许可费率，抑或可以基于相关产品或行业的通常标准？

（3）明确权利市场价值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平衡。现实中各专利质量参差不齐，不同专利的价值可能相差极大。对于价值高的专利，自然有必要通过价值评估等方式尽可能发现损害事实。而对于价值不高的专利，如果耗费过多的诉讼成本追求计算精确性，对于当事人与法院而言都是不经济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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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arcus Schönknecht. Determination of Patent Damages in Germany〔J〕. IIC, 2012 (3): 220-234.

〔15〕ThomasF.Cotter, Comparative Patent Remedies—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Tilmann. Gewinnherausgabeim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 Folgerungen aus der EntscheidungGemeinkostenanteil〔J〕.GRUR, 2003:647 - 653.

〔17〕Peter Meier-Beck, Damages for Patent InfringementAccording to German Law—Basic Principles, Assessment and Enforcement〔J〕. IIC, 2004 (35): 113-124.

〔18〕Peter Meier-Beck, Herausgabe des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 deutschem Recht〔J〕. GRUR, 2005: 432-445.

〔18〕Schönknecht M. Determination of Patent Damages inGermany〔J〕. IIC, 2012(3):309-322.

〔19〕Reinhard Müller, Das Prventionsprinzip desSchadensrechts〔M〕. Berlin: Duncker&Humblot,2006.

〔20〕Wolfgang Krüger ed.,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M〕.München: Verlag C.H.Beck,2007.

注释  请向上滑动阅览

[1]在理论界，有关“法律推定(Legal Presumption)”与“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的界定等问题存在着争议。本文采纳通常的理解，亦即：广义的法律推定包括可推翻的法律推定与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狭义的法律推定仅指可推翻的法律推定；“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即“法律拟制”。

[2] See MarcusSchönknecht, Determination of Patent Damages in Germany, IIC 2012, 311.

[3]See Klett/Sonntag/Wilson,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Germany:Protection, Enforcemen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C.H.Beck LexisNexis, p.18.

[4]See Alexander Harguth and Steven Carlson, Pat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Procurement, Enforcement and Defense,Wolters Kluwer, Netherlands 2011, p.213.

[5]Patentgesetz§ 139“Wer die Handlung vorsätzlich oder fahrlässig vornimmt,ist dem Verletzten zum Ersatz des darausentstehenden Schadensverpflichtet….”

[6]范长军：《德国专利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9 页。

[7]RGZ35，63（Ariston）.

[8]Vgl.Kraß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 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Europä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Patentrecht, 6.Aufl., München 2009, S. 848; Haedicke, 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GRUR 2005, S. 530; BGH GRUR 2012, 1226(Nr. 16)-Flaschenträger.

[9] 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nd of the Council 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rticle 13provides: “1. Member Statesshall ensure that the competent judicialauthorities, onapplication of the injured party, order the infringerwho knowingly, orwith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engaged inan infringingactivity, to pay the rightholder damagesappropriateto the actual prejudice suffered by him/her as aresult of theinfringement.

When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set the damages:(a) they shall take intoaccount all appropriate aspects, such asthe negativeeconomic consequences, including lost profits,which the injuredparty has suffered, any unfair profits madeby the infringerand, in appropriate cases, elements otherthan economic factors,such as the moral prejudice caused tothe rightholder by the infringement;or(b) as analternative to (a), they may, in appropriate cases, set thedamages as a lump sum on the basis of elements such as atleast the amount of royalties or fees which would have beendue if the infringer had requestedauthorization touse the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question.2. Where the infringer did not knowingly, or with reasonablegrounds know, engage in infringing activity, Member States maylay down that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may order the recovery of profits or the payment of damages, which may be pre-established.”

[10]Patentgesetz§ 139：“…Bei der Bemessung desSchadensersatzes kann auch der Gewinn, den derVerletzer durch die Verletzung desRechts erzielt ha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er Schadensersatzanspruch kannauch auf der Grundlage des Betrages berechnet werden, dender Verletzer als angemessene Vergütung hätte entrichten müssen, wenn er die Erlaubnis zur Benutzung der Erfindungeingeholt hätte”

[11] ParliamentaryBill, April 4, 2007, BTDrucks. 16/5048, at 37.

[12] [德]鲁道夫.克拉瑟：《专利法（第6版）--德国专利和实用新型法、欧洲和国际专利法》，单晓光、张韬略、于馨淼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7页。

[13]Vgl. Kraß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 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Europä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Patentrecht, 6.Aufl., München 2009, S. 863.

[14]Vgl. Haedicke, 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 2005, S.532.

[15]Vgl.Tilmann, Gewinnherausgabe im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und UrheberrechtFolgerungen aus der Entscheidung ‚Gemeinkostenanteil’, GRUR 2003. S.647.

[16] See Peter Meier-Beck, Damages for PatentInfringement According to German Law—Basic Principles, Assessment andEnforcement, 35 IIC 115.

[17] See Analysis of the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4/4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of 29 April 2004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Member States, at 9, SEC (2010) 1589 final (Dec.22,2010).

[18]See Schönknecht M. (2012) Determination of Patent Damages in Germany, IIC 309.

[19] Federal Supreme Court, 1995 GRUR 349, 352.

[20] Civil Procedure Code of Germany, Sec. 287provides: “Evaluation of Damages; Amountof Claim (1) If it is controversial between the parties whether any damage hasoccurred and how much the amount of the damage or of a compensable interest is,the court shall decide at its free discretion considering all thecircumstances. It is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whether and to whichextent it will order a requested taking of evidence or ex officio an assessmentby experts. The court may hear the party bear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damage or the interest; the rules of Sec. 452 para. 1.sentence1, paras. 2 to 4 [concerning the swearing-in of a party] shall applyaccordingly. (2) The rules of para. 1 sentences 1, 2 shall apply accordingly inother cases of proprietary dispute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amount of a claim iscontroversial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exhaustive clarification of alldecisive circumstances poses difficulties that ar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significance of the controversial part of the claim.” 参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谢怀轼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21] [德] 汉斯·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75 页。

[22]参见段文波：《事实证明抑或法官裁量：民事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德日经验》，载《法学家》2012年第6期，第56页。

[23]参见［日］藤原弘道：《民事裁判与证明》，有信堂2001年版，第122页。

[24] Vgl. Prütting,Münchener Kommentar zur ZPO 4. Auflage 2013, Sec. 287 s. Rn. 8 ff., 17.

[25]Vgl. Prüttin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rZPO 4. Auflage 2013, Sec. 287 s. Rn. 8 ff., 17.

[26]Vgl.Peter Meier-Beck, Herausgabe des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 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117.

[27]See. KatrinCremers, Determinants of PatentLitigation in Germany 26 (Ctr, for European Econ,Research (ZEW), DiscussionPaper No.04-72,2004), available at ftp://ftp.zew.de/pub/zew-docs/dp/dpo472.pdf.Lastvisited on 5^th March 2018.

[28]Vgl. Horstvon der Osten, Schadensersatzberechnung im Patentrecht, 2000 MITTEILUNGENDER DEUTSCHEN PATENTANWALTEN 95(95-96).

[29] Federal Supreme Court, Feb. 14, 2008 (Schmiermittel),2008 GRUR 933，935.

[30] Federal Supreme Court, Feb. 14, 2008 (Schmiermittel),2008 GRUR 933，935.

[31]See Peter Meier-Beck, Damages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According toGerman Law—Basic Principles, Assessment and Enforcement, 35 IIC 116.

[32]Oberlandgeticht [OLG] Hamburg Apr.26,2007,3Zivilsenat. Cited in Thomas F.Cotter, Comparative Patent Remedies—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264.

[33]See Thomas F.Cotter, Patent Damages Heuristics, Minnesot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No. 16-21.

[34] Federal Supreme Court (AbstrakteBerechnung entgangenen Gewinns), 2006 NJW-RR 243, 244;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Köln 2010, Rn. 665, No. 1471.

[35] Schulte/Kühnen, PatG, 8.Aufl., Köln 2008,Sec.139 Rn. 101.

[36]Vgl.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17, 618.

[37] 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2001 GRUR329，330, translated in 33 IIC900，902(2002) (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of industrialdesign right); Federal Supreme Court, Sept. 29, 2006 (Steckverbindergehäuse),2007 GRUR431，433(damages for unfair imitation); Federal Supreme Court (ObjektiveSchadensberechnung), 1995 GRUR349，352 (damages for unfairimitation). The same principlesapply in patent cases. See 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Feb. 15, 2007 (Schwerlastregal),2007 Neue Juristische Online Zeitschrift (NJOZ)4097，4300(applying the rationale in a patent infringementcase).

[38]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Sec.139 No. 72.

[39] Vgl.R.Krab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Handbuch, 5. Aufl. Beck, München 2004, S. 864 BGH GRUR 2006,927 (Nr. 19)- Kunstoffbügel.

[40]Vgl.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18.

[41]Vgl.R.Krab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Handbuch, 5. Aufl. Beck, München 2004, S. 862.

[42] 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Schwerlastregal),2007 NJOZ 4297，4300.

[43] 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2001 GRUR329，331, translated in 33 IIC900，902(2002); Federal Supreme Court (Steckverbindergehäuse),2007 GRUR431，433;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No. 1430.

[44]Vgl. Reinhard Müller, Das Prventionsprinzipdes Schadensrechts，Duncker&HumblotBerlin, 2006, S.119.

[45] 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665, No. 1461.

[46]Vgl. Haedicke,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 2005, S. 534.

[47]Vgl. Haedicke,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 2005, S. 530.

[48] U.S. decision Bic Leisure Products v.Windsurfing International, 4 August 1993, 1F. 3d 1214 (Fed. Cir, 1993); Imperial Supreme Court, 23 February 1920,GRUR 1920, 103.

[49] 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Sec.139 Rn. 79;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 No. 1424.

[50] 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2001 GRUR 329, 331, translated in 33 IIC 900, 903 (2002); Federal Supreme Court(Steckverbindergehäuse), 2007 GRUR 431, 433.

[51]Vgl. Haedicke,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 2005, S. 625.

[52]Vgl. Schneider, Aufbau einer Klageanhand der Erläuterung eines Muster-Klageentwurfes, in: Schramm (Hrsg.), DerPatentverletzungsprozess, 5. Aufl., Köln 2005, 13. Kapitel Rn. 104.

[53]Vgl.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19.

[54]Vgl. 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19.

[55]22 ROHG319.

[56]Vgl. 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27.

[57]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 Sec. 139 Rn.124.

[58]Vgl. Meier-Beck, 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deutschem Recht, GRUR 2005, S. 623.

[59]Vgl. R.Kraber, Patentrecht: Ein Lehr undHandbuch zum deutschen Patent und Gebrauchsmusterrecht, Europäischen undInternationalen Patentrecht, 6. Aufl. Beck, München 2009, S. 863.

[60]Vgl.Rogge/Grabinski,in: Benkard (Hrsg.), PatG, 10. Aufl., München 2006, Sec.139 Rn. 57.

[61]Meier-Beck,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Strafschadensersatz nach deutschem Recht, GRUR2005, S. 619.

[62] 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2001 GRUR 329，332, translated in 33 IIC900, 904 (2002);Federal Supreme Court (Steckverbindergehäuse), 2007 GRUR 431，434.

[63] 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Schwerlastregal),2007 NJOZ 4297, 4309; Düsseldorf Court of Appeals, No. 2 U 39/03, June 2, 2005(Lifter).

[64]Vgl.Haedicke, 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2005, S. 530.

[65]OLG Düsseldorf,InstGE 7, 149 (Nr. 51)-SchwerlastregalII.

[66] Federal Supreme Court (Steckverbindergehäuse),2007 GRUR 431, 434;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No. 1455.

[67]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 No. 1457.

[68] Federal Supreme Court (Gemeinkostenanteil),2001 GRUR329,332, translated in 33 IIC900,904 (2002); Schulte/Kühnen, PatG, 8.Aufl., Köln 2008, Sec.139 Rn. 118.

[69]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 No. 1463.

[70]Vgl.Haedicke, Die Gewinnhaftung des Patentverletzers, GRUR2005, S. 531.

[71]Vgl. Rogge/Grabinski, in: Benkard(Hrsg.), PatG, 10. Aufl., München 2006, Sec.139 Rn. 57.

[72]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 §139 Rn. 117.

[73]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 §139 Rn. 117.

[74]Vgl. Heermann, Schadensersatz undBereicherungsausgleich bei Patentrechtsverletzungen, GRUR 1999, S. 628.

[75]Vgl.Loschelder, Rechtsfortbildung der Schadensberechnungsmethode‚Herausgabe des Verletzergewinns’, NJW 2007, S. 1503.

[76]BGH, 1962 GRUR 509-Slide frames II.

[77] Federal Supreme Court (Tolbutamid),1980 GRUR 841 (844), translated in 11 IIC763,766 (1980).

[78] [日]田村善之：“特許権侵害に対する損害賠償額の算定──裁判例の動向と理論的な分析”，パテント67卷1号，第138頁。

[79]Vgl. GeorgBenkard ed., Patentgesetz at 1417(10^thed, 2006)

[80]Vgl. Federal Supreme Court (Dia-Rähmchen II), 1962GRUR 509,513; Kühnen/Geschke, Die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Rn. 665, No. 1499.

[81] Id., at No. 1403.

[82]Vgl. Federal Supreme Court (Dia-Rähmchen II),1962 GRUR 509,513; Federal Supreme Court, GRUR，1992, 432- Control Devices I.

[83]Vgl. Reinhard Müller, Das Prventionsprinzip des Schadensrechts,Duncker&Humblot Berlin, 2006, S.119.

[84] BGH, GRUR1990，1008，1009（Lizenzanalogie）

[85] 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Rn. 665, No. 1410.

[86]See Alexander Harguth and Steven Carlson, Pat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Procurement,Enforcement and Defense, Wolters Kluwer, Netherlands 2011, p.217.

[87]Vgl. Rogge, Schadensersatz nachLizenzanalogie bei Verletzung von Patenten,Urheberrechten und anderenSchutzrechten, in:FSNirk, S.944．

[88]Vgl. Schulte/Kühnen, PatG, 8. Aufl., Köln 2008, Sec.139, No. 78.

[89]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 Rn. 665,No. 1412.

[90]Vgl. Kühnen/Geschke, Die Durchsetzung von Patenten, 4. Aufl., Köln 2010,Rn. 665, No. 1412.

[9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高民终字第16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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